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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論壇上,他們應當放下經營之事,以政治家的視野看待、討論公共問題,推動法治、民主建設的進程。惟在具備這樣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會階層才能夠恰當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為社會秩序的建設性力量
新社會階層進入各級人大、政協(xié),是近些年來中國政治的一個新氣象。不過,今年兩會上,一些新社會階層代表、委員的發(fā)言、提案,卻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其中一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某房地產公司老板穆麒茹說:“釘子戶”也導致了房價上漲,把開發(fā)商都當成高房價的罪魁禍首和過街老鼠是不公平的。不過,風頭最健的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紙業(yè)女首富”張茵,她一口氣提出了三條提案:首先提議對剛剛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中無固定期限合同進行修改。又說,稅率太高會嚇跑富人,建議為月收入10萬元者減稅。第三,鼓勵企業(yè)進口先進高效的節(jié)能環(huán)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
平心而論,這兩位政協(xié)委員的意見未必全無道理,但是,在這樣的政治舞臺上帶有強烈利益偏向來談論一些公共問題,顯然是不合適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輿論對新社會階層、尤其是其中的商人群體參政議政能力的懷疑,對近幾年貧富分化背景已經相當敏感的民眾的神經,可能更會再次受到不應有的刺激。
新社會階層確實有資格被納入政治領域參政議政。來自中國共產黨統(tǒng)戰(zhàn)部的數字顯示,目前中國新社會階層人數大約為5000萬,這個新社會階層的概念比較寬泛,包括工商群體、依靠知識獲得較高收入的新興專業(yè)群體等。
僅就其中的工商階層而言,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的資本,直接并間接貢獻著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收,每年吸納全國半數以上新增就業(yè)人員。他們已經成為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政治結構顯然對此有所調整,因此執(zhí)政黨一直在考慮如何將其納入政治舞臺。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士也不乏政治進取之心。人大、政協(xié)中的個體、私營企業(yè)主在2003年產生的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2984名代表里有55名私營企業(yè)家,更有一百多位私營企業(yè)家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
不過,就在私營企業(yè)家在政治舞臺上獲得發(fā)言機會的時候,社會對財富、對私人企業(yè)家的看法,似乎發(fā)生著某種微妙的變化。人們看到,自90年代以來,社會財富在迅速增加,但是,財富的分配卻并不均衡,出現了貧富分化現象。一些人的財富成億成億地增加,大量民眾的生活壓力似乎越來越大。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很多人改變了對市場、對財富、對私人企業(yè)的看法,私人企業(yè)的“原罪”問題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輿論對富豪的質疑不絕于耳。很多人寧愿相信,富人的財富就是通過對窮人的剝奪獲得的。
民眾、輿論的這種看法是否正確,仍在爭論。但有一點應較明確:導致財富不均的并不是富人的私德,而是制度安排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合理。
富裕群體可能會覺得,自己也是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的受害者。但無論如何,民眾、輿論對富裕群體、對他們手里所掌握的財富的負面看法本身,就已經構成了富裕群體不得不嚴肅面對的一個事實。假如富裕群體對此作出正確的回應,社會內部的緊張就會趨向緩解,從而實現多贏;否則,不論對富裕群體來說、還是對整個社會秩序來說,后果相當嚴重。
應當說,由富裕群體構成的新社會階層大量進入政協(xié)、人大,在政治舞臺獲得發(fā)言的機會,是一個實現政治和解的大好時機。事實上,相當多的兩會代表、委員,也在這方面付出了努力,他們的提案關注民生問題,關注法治與民主制度建設。
不過,也有一些新社會階層的代表、委員,缺乏必要的政治意識。在兩會這樣嚴肅的政治論壇上,熱衷談論自己的企業(yè)、自己所在的行業(yè)的現狀、問題與政策。有些人雖然談到更廣泛領域的法律、政策、社會現象,但其視角依然是狹窄的。他們發(fā)表意見的目的似乎相當單一:保護、增長自己企業(yè)、自己所在行業(yè)、群體、階層的權利和利益。有些人甚至直接冒犯民眾的情感,在涉及窮人與富人、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糾葛問題時,輕率發(fā)言。這種發(fā)言難免引起民眾強烈的情感反彈。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空間相對缺乏私人企業(yè)家對公共決策發(fā)表意見的渠道。現在,他們開始獲得這種渠道,究竟該說什么、該做什么,需要深思熟慮。
簡而言之,新社會階層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也就是說,在政治論壇上,他們應當放下經營之事,以政治家的視野看待、討論公共問題,推動法治、民主建設的進程。在今天的社會背景下,尤其應當多關注民生,逐漸化解社會內部的緊張關系。惟在具備這樣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會階層才能夠恰當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為更為公平的社會秩序的建設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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