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于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敵!
戚繼光說過,練兵必從軍禮訓練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曾國藩十分信服這一原則,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于官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guī)與家法、家規(guī)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系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關系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他說,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guī),二曰訓家規(guī)。營規(guī)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規(guī)是指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若營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這樣,士兵也就會像子弟對父兄那樣忠義孝敬。對將帥的選拔和培養(yǎng),曾國藩更是極力用仁禮忠信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忠將和良將,以無負君父、國家之望。曾國藩還強調,軍營主要是靠將帥的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以影響兵勇的言行。
曾國藩還提倡“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要求對軍隊進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系的準則,曾國藩說,“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能夠相互信賴,遵守信用,彼此團結,同舟共濟。他把“誠”與“信”相聯系,還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作為將帥的行為準則,曾國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鑒于湘軍中普遍存在的驕矜之氣,他對諸將帥還以“謹慎”二字相勉。他諄諄告誡部屬,務必守個“謙”字“慎”字,戒驕戒惰,從而避免打敗仗,招災禍。另外,曾國藩又強調了傳統的“愛民”說,要求將帥對兵勇以“仁禮”相待的同時,還要求軍隊對百姓以“仁禮”相待。他聲稱,“官不愛民,余所痛恨”,“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從曾國藩治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準則在湘軍中的實行,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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