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反映高房價時代白領生活的電視劇《蝸居》,正在各地熱播,《蝸居》以“房奴”和“反腐”為切入點,講述一對夫婦為在上海買房子而經歷的艱辛故事。劇中女主角海萍似乎說出了很多人心里想說的話:“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連串數(shù)字蹦出來:房貸六千,吃穿用兩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yè)管理費三百四……”騰訊網發(fā)起的一項網友投票吸引了36萬名網友,結果顯示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中國青年報》11月19日)
不少觀眾在網上留言稱:貧賤夫妻百事哀,房子問題不僅是單純的住處問題,它意味著一個完整的家,意味著個人的生活地位,巨大的壓力和無處不在的誘惑,在房子問題上格外突出!段伨印返墓适,有極大代表性,也是社會問題中,不可回避的最重要話題。八成公眾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是一個怎樣的價值判斷,又呈現(xiàn)了何樣的民生圖景呢?編劇六六說:“每一個寫字樓里擁有1平方米隔間、月月還房貸、出門坐公交、中午吃盒飯的人,都能從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倍姸嘧寕體觸景生情的橋段、臺詞,使個體心有靈犀——在理想與現(xiàn)實、情愛與家庭中的無奈、困惑,甚至是赤裸裸的生存現(xiàn)狀。
事實上,就筆者的觀察,對《蝸居》的關注,并非僅僅停留在電視劇藝術性的角度上,相反,更多時候是放在社會視野下。在“幸福與房子有關”的視野中,“蝸居”成了一個社會學命題。從這點上說,筆者以為,作家肖復興的見解值得關注:《蝸居》不是承載問題的一個筐,而是刺向當下社會和我們內心的一枚刺。這是它的可貴之處,不僅因為它擁有春江水暖鴨先知一般的敏感,更因為它擁有不回避現(xiàn)實生活的良知。筆者的認識是,《蝸居》是對民眾心聲的表達,是對民意的集中展現(xiàn)。而肖復興之所以把《蝸居》稱作指向現(xiàn)實的一根刺,無非是表明了公眾在住房問題的困頓和無力感。而電視劇《蝸居》對這點的展現(xiàn)恰恰印證了公眾的現(xiàn)實,二者的對接結果就是互動促成了《蝸居》的“火”。
房子是家的港灣,是一個人乃至一家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傳統(tǒng)的國人觀念里,沒有房子何能稱其為家?因此,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為每一個家庭奮斗的目標,也成為家庭幸福的重要指標。但是《中國城市品牌價值報告》顯示,我國一些大城市存在一個軟肋——在宜居指標方面得分都較低——人均GDP比較高的地區(qū),居民的生活成本通常也會比較高,這可能會抵消高收入的影響,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房價。在京滬,人均收入雖然比其他地區(qū)高幾倍,但其房價卻比其它地區(qū)可能高十幾倍,如果不能實現(xiàn)居者有其屋,則生活滿意度就會下降。因此,在考慮生活成本的情況下,一個地區(qū)人均GDP就有可能與居民生活滿意度相背離。正是在這點上,《蝸居》背后的社會命題得到了展現(xiàn)。
當房子拴著一家人下半輩子幸福的時候,當房貸像山岳一樣壓迫在一個人頭上,讓人失去生活的樂趣和品質的時候,這個家更多地不是溫暖而是可怕。
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也反證了當下社會福利水平低下的困頓。正義論大師羅爾斯對社會福利做了這樣描述:社會福利是社會中處境最差的人決定的,只有當社會中這些人的處境得到改善時,社會福利才會增長。因此可以看出,我們的福利水平不是由那些能買得起房子的群體來決定的。
對《蝸居》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乃至爭議,但是, “做房奴不幸,做不了房奴更不幸”,幸福與房子有關,在筆者看來,除了是公眾心聲的表達外,更是一種提醒。否則,《蝸居》無論引起多么大的關注,在這樣的一個注意力時代,也終有冷卻的一天。(舒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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