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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把歷史的記憶正;
《烙印》從無到有歷經(jīng)12年,其中6年間是在不同的出版社之間流傳,因為題材特殊,眾多出版社選擇了放棄
本刊記者/楊時旸 (發(fā)自廣州)
林賢治最近見到來訪的陌生朋友都會問一句,“你是什么出身?”然后露出惡作劇般的微笑。
這是讓人時空錯亂的提問,一個帶有中國烙印的玩笑。但是把時間向前推40年,這個問題絕沒有任何玩笑的意味,那時人們要填寫的各種表格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是必不可少的項目!俺錾怼焙汀俺煞荨崩壷粋人的前途,它們甚至能決定一個人是否有機會進入大學深造、是否能夠在重要崗位工作或者擔任領(lǐng)導(dǎo)職務(wù)……總之,“出身”和“成份”是一個人改不掉的政治標簽。
“所以我編這本書!鄙现修r(nóng)出身的林賢治對記者說。他面前的書有著猩紅的封面,暴露著皮膚般的肌理,正中央一道傷疤翻露著,上方有兩個黑色的大字《烙印》。這是一本“黑五類子女”的集體回憶錄。
林賢治決定做一次歷史填空。他的童年在搖擺和恐懼中度過,“上中農(nóng)”的出身是一個奇妙的邊界,推一推就走向敵人的陣營,所以,他的父親終其半生都在維護這個家庭能留在 “自己人”的陣地。但是年幼的林賢治從手指縫中看到了批斗會上“像下雨一樣的拳頭”。
在林賢治看來,作為一個龐大群體,“黑五類子女”應(yīng)該留下對那段歷史的口述和回憶。這是對文革史的補充!拔易龅墓ぷ髌鋵嵕褪浅尸F(xiàn)。”他對記者說。
他提著一個小錄音機走訪一位老家的婦女,但對方因為害怕留下自己的聲音,拒絕采訪。彼時是2003年,文革結(jié)束20余年之后,恐懼仍未完全消散。
林賢治決定換一種方式。他與身邊的朋友聯(lián)系,鼓勵對方自己寫下作為“黑五類子女”的回憶文章。他利用自己學者和編輯的雙重身份,找到了“反革命欽犯”胡風的女兒、作家路翎的女兒以及經(jīng)濟學家章乃器的兒子等一系列“大右派”的子女,又通過同學聯(lián)系到更為底層的普通“黑五類子女”。這些“階級異己分子”的后代中,有些人改寫命運成為學者、教師和跨國公司高管,有些人的命運徹底被歷史摧毀。
對于不少“黑五類子女”來說,與家庭脫離關(guān)系是當年擺脫政治歧視的唯一途徑,而這種行為造成的傷害卻在多年之后才漸漸露出血痕。著名文學批評家孫郁敘述了一段他從未提及過的記憶,“我不愿意回憶和講述那一段歷史,還有著悔愧感在起作用。說出來,也是一種折磨。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因反革命罪被發(fā)配到農(nóng)場去了。為了劃清階級界限,我遂改了姓名。我還記得老師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身份對那時的我來說是多么的重要!倍嗄曛螅瑢O郁反思那段經(jīng)歷,他說,“在對歷史的敘述里,我屬于沒有主語的人!
《烙印》從無到有歷經(jīng)12年,其中6年間是在不同的出版社之間流傳,因為題材特殊,眾多出版社選擇放棄。這本回憶錄彌漫著受害人傷痛和控訴的氣味,但始終缺少另一條聲線——那些“加害者”一直缺席于歷史。受害者尚不愿回憶的一段經(jīng)歷,那些加害者又怎能站出來公開懺悔?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書的序言中說,歷史不可能為沉默的人們作證,說還是不說,就成了問題。你舉了德國的例子,戰(zhàn)后,無論是納粹子女還是猶太人幸存者,在一段時間內(nèi)都選擇沉默。他們現(xiàn)在為什么仍然不愿意開口?
林賢治:德國也遇到過這個問題,戰(zhàn)后1945年到1965年的二十年間,人們都選擇沉默。但在那之后,德國能夠正視以前納粹大屠殺的問題,正視那段歷史。從那開始我認為是一個民族靈魂的重生。但在中國,我認為人們是回避歷史的。德國通過不斷的記憶追溯、保存,把個人的記憶變成社會和集體的記憶的時候,已經(jīng)把這段記憶正;,保持了他的記憶的有效性。歷史也通過這種記憶呈現(xiàn)出一種穩(wěn)定性。但是我們回避,掩蓋它。
現(xiàn)在“黑五類”子女不愿意說、羞于說、早十多年甚至害怕說,現(xiàn)在認為說了沒有意義。他們的榮辱不能融進社會的歷史里去。
中國新聞周刊:書中有的人,他本人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但當時為了向體制表達忠心,會做出一些再傷害別人的舉動,這時候他又變成了加害者,你在讓他們寫文章的時候,會要求他們把兩個身份都表達出來嗎?
林賢治: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我想都不能改變他們作為“黑五類”子女的身份。到今天,你去回顧、去判斷的時候,是否能真實地說出過去的經(jīng)歷,取決于敘述者自身的素質(zhì)。比如,孫郁跟我說,從來沒對人說過這些。這是非常隱私的部分、疼痛的部分,這里面多少還有懺悔的一面。但是我認為,懺悔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是靈魂的事情。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去懺悔。
中國新聞周刊:現(xiàn)在一些人有一種觀點,認為過去在政治運動中的一些暴力舉動或者告密行為是被運動卷入的,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高尚到寧可舍棄生命也要維護一種尊嚴,所以對于特殊年代的一些人、一些舉動不要再追究,你怎么看?
林賢治:有人說那些比如告密等等行為是普遍的、是被迫的,所以不要再說了。這種理論是非;闹嚨,而且非常壞。歷史的真實必須呈現(xiàn)出來,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嚴肅地面對歷史。那樣的想法都非常不誠實。我們應(yīng)該從上到下勇敢面對歷史,否則對一個民族的前途是有傷害的。
首先我們要呈現(xiàn)真實的、整體的歷史,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說怎樣評估這段歷史,它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國新聞周刊:這本書給人的感覺是一群受害者在控訴,你有沒想過讓那些所謂的“加害者”也做一個類似的口述?
林賢治:你這個想法太好了,但是難度很大。連受害者都不愿意說的事,他們怎么會愿意說。那個時代很難做運動中的逍遙派,現(xiàn)在,那些人很多都把那段歷史當作笑談,沒有人嚴肅地看待這個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不得不承認,有些曾經(jīng)的所謂右派子女現(xiàn)在承繼了父輩的蔭庇,成為了社會上層。
林賢治:沒錯。你說的這個問題是我過去沒想過的。但是,我們這本書里談的還是一個歷史問題,過去的階級是官方給你規(guī)定好身份,允許和鼓勵以階級斗爭為綱、鼓勵所謂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帶有政治歧視性。
現(xiàn)在的階級區(qū)分,是以財富為區(qū)別的。一些人憑借自己父輩留下的資源和自己努力改寫了自己的命運,是一種社會分化。但是和過去那種官方介入的,帶有政治歧視的階級區(qū)分是不一樣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jīng)說過,德國對于大屠殺的反思,是由沒經(jīng)歷過大屠殺的一代年輕人把問題扔給父輩,讓人們反思歷史。但是在中國,年輕一代對于那段歷史已經(jīng)不再清楚,或者根本沒有興趣再去搞清楚了。
林賢治:這是事實。我也非常悲觀。我們的民族和德國不一樣。我們一方面尚有過去專制主義的殘余,另一方面我們物質(zhì)主義商業(yè)主義的東西甚囂塵上,這樣對社會的健康、對道德重建,沒有任何好處。沒有一個民族會擱置歷史問題,甚至認為歷史是禁區(qū)。
如果沒有歷史作為坐標,我們是沒有方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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