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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中，由于鄒恒甫、何志毅兩教授的人事風波，由于院長張維迎的言論，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一再成為輿論關注焦點。最近，又有人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一次全院大會的記錄發(fā)在網(wǎng)上，有些好事者將這次會議描述為“北大光華全體職工批判張維迎大會”。

　　從表面上看似乎確實如此，從網(wǎng)絡文本上看，發(fā)言的教師們確實對張維迎的具體決策提出了批評，并且對學院表達了強烈的情感。相應地也可以理解為對張維迎院長的失望與不滿。但如果只是這樣理解光華的老師們，未免太不尊重他們了。過去一年來發(fā)生的諸多高校新聞事件，之所以最終不了了之，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對當事人處置不當，或者輿論錯誤解讀，把本來具有制度變革意義的公共事件，變成了私人恩怨、個人道德、修養(yǎng)風度之爭。

　　事實上，北大光華學院教師們最近的努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部分教師在這次會議之前自發(fā)起草了一份建議書，并由院工會主席提出。這份建議書中最關鍵的一條是要求成立學院教師委員會，由全體教師選舉產(chǎn)生，由一定比例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組成，學院行政班子決定的重大事項，需經(jīng)教師委員會審議通過后方可生效。教師委員會每季度定期召開一次會議，并可根據(jù)需要召開不定期會議。至于重大事項的范疇和決議方式等，也由教師委員會籌備小組起草，全體教師會議討論表決后施行。

　　這個呼吁抓住了當今人們議論紛紛的大學問題的要害。發(fā)生在北大光華學院的鄒恒甫事件、何志毅事件，以及發(fā)生在人民大學的張鳴事件，其實質都在于，在大學、學院里，應當由誰、通過什么樣的程序來評估教師的業(yè)績，是本系、本院的教師們還是系主任、院長、校長等校園官員？由誰來決定系主任人選，是本系的教師們還是院長、校長？中國政法大學、中山大學發(fā)生的師德事件之后續(xù)處理之所以令人驚詫莫名，關涉的也是同一個問題。更廣泛而言，系、學院、大學的重大事項，究竟應由教師們來決定，還是應由校園官員自己關門決定？

　　現(xiàn)實是一清二楚的。中國的大學跟司法、金融、社區(qū)等其他領域一樣，高度行政化。行政權力延伸到大學中，并且支配了大學內部的運轉。涉及系、院、大學的重大問題，當然是由校園官員們決定的。擔任這些職務的人士，除非具有極其清醒的自我約束，否則，必然就像行政官員那樣思考和行動。即便他們本來是著名學者，追求法治的法學名教授或追求自由的經(jīng)濟學名教授，也完全有可能像一般校園官員那樣做事，而罔顧學術標準及教育的專業(yè)標準，做出令人無法理解的事情。不是因為他本人的品質有多壞，修養(yǎng)有多糟糕，或者是他變質了。這是制度使然。他在這個位置上所享有的，本來就是自上而下被授予的行政性權力，而不是自下而上獲得承認的治理權威。所以，他覺得召開一個院長辦公會就可以趕走一位教授，而根本不可能會想到去征求其他教授、教師的意見。

　　所有大學教師都是這一制度安排的受害者，包括那些在這些大學權力位置上的教授們。因為，其實，輿論、公眾對于大學是有另一種期待的。光華學院那種人事糾葛，放在行政機關，司空見慣，無人關注，發(fā)生在光華學院就是新聞。人們總覺得，大學總應當像個大學的樣子。這個樸素的想法，其實有最深刻的哲學依據(jù)，就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討論的idea(相)，或者孔子談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背后隱含的倫理學。學者在大學行政職位上像行政官員那樣做事，只會招來輿論、民眾的質疑與批評。

　　那么，大學的樣子應該是怎樣的？光華學院的老師們已經(jīng)清楚地提出來了。在會上發(fā)言的好幾位教師都曾在西方留過學，而大學在西方最早形成之時，其實就是教師與學生自愿結合而成的一個行會。同樣，孔子的大學、宋代大儒們所辦的偉大書院，也是一個依靠學術、道德凝聚而成的師生共同體。權力在這里根本沒有位置。

　　權力在這里也根本就是多余的。一個教師是好是壞，他的同事們最清楚，由他們甄別評價，最客觀也最可信。同樣，一個系、一個院應當錄取什么樣的研究生，應當為學生開設哪些課程，教師們當然最清楚。教師們具備成為學術-教育共同體之重大事項決策者的信息優(yōu)勢，由他們來決策，比由校園行政官員來決策，決策正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大學成為好大學，需要很多條件。但萬事俱備，若缺其中一個條件便絕無可能，此即大學像一個學術-教育共同體的樣子，其核心則是，身為學術、教育專業(yè)人士的教師們享有終局話事權。（秋風 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