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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琪
胡絜青說——總理像普通顧客
大約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周總理和鄧大姐宴請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兩人作陪。我記得地點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并沒有什么名氣。坐在席上才搞清，這是為了答謝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設的家宴，她們倆成功地為鄧大姐做過一次手術。那天，鄧大姐氣色很好，大家頻頻舉杯輪流向她和兩位大夫表示祝賀。席間，我拿出自己畫的一把絹團扇送給鄧大姐。
那天飯后，周總理像普通顧客一樣自己掏錢付了飯錢。過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張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鄧大姐正拿著那把扇子。顯然，這是他們回到家中特意拍攝的。
類似的小聚會，我還參加過三四次。1954年，總理在中南海家里設家宴，邀請三對文藝界朋友，有曹禺夫婦、吳祖光夫婦、舍予和我。總理拿出一瓶英國伊莉莎白女王送給他的百年陳釀白蘭地請大家品嘗。他自己還下廚做了一道拿手菜——干絲湯。還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花廳當院，黃昏時，總理設宴主請陳老總，要舍予和我去作陪。總理笑說，陳老總家人口多，開銷大，負擔比較重，嘴頭上“虧了些”，得輪流請請他。
袁雪芬說——服務員給我送來一杯牛奶、兩個雞蛋……
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49年。這年9月，我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住在北京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第二天一早，服務員給我送來一杯牛奶、兩個雞蛋，并說：“這是周副主席特意關照給你的，他聽說你在舊社會生過肺病，讓給予照顧�！敝芏鱽淼年P心，使我非常激勵。幾天后，周恩來在接見政協(xié)會議代表時，親切地和我握手，說：“我早就認識你了，1946年在上�？催^你的《凄涼遼宮月》�！�
這番話，使我憶起了往事。1946年5月，我們“雪聲劇團”在上海演出根據魯迅名著《祝福》改編的《祥林嫂》，我因此遭到反動派的迫害。9月中旬，周恩來作為參加國共和談的中共代表團團長來到上海，聽地下黨的同志講起這一情況，十分關切。他不顧特務的盯梢，親自到青島路上的明星大戲院，看了我們演出的《凄涼遼宮月》。
離開北京前，周總理對我說：“年輕人，給我們寫寫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問題，都可以給我寫。我們交個朋友嘛！”
此后，我經常寫信給總理和鄧大姐，匯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那些年里，我總共收到四十幾封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來信，我從中受到的教益是終生難忘的。
張瑞芳說——百忙中周總理為我母親的墓碑題字
我的母親，她年輕喪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起參加抗日戰(zhàn)爭。她年過半百卻拋開舒適的家，奔向艱苦的晉察冀邊區(qū)和延安。曾被敵人打得右眼失明也不動搖，是一位堅定的老共產黨員。1943年周總理從重慶去延安參加整風運動的時候，曾和我的母親長談過�；氐街貞c之后他對我說：“你們的母親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們兄妹幾人加起來都多�！�
我的母親是1960年7月22日因腦溢血逝世的，終年71歲。葬禮后的當晚，中南海來了電話，是周總理打來的。
周總理責怪我：“為什么廉維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開會的時候遇見姚依林同志才知道！”
“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擾……”
周總理緊接著說：“怎么忙我也應當向她老人家告別呀！”
我心頭一熱，再也忍不住了，趕緊捂住電話筒，不讓我的抽泣聲傳過去……
周總理言簡意深的電話，使我們全家感到無比的安慰。大家提議，由我寫一封信給周總理，請求周總理為我們的母親題寫墓碑，作為永留的紀念。
不久，周總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當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到他的住所——西花廳去。在周總理的書桌上，正攤著好幾張“廉維同志之墓”的題詞。他讓王拓幫著挑選，一個字一個字地斟酌，并商議是橫用好，還是豎用好。周總理對人對事都是這樣認真，體現著他一貫對人的關心和尊重，使人難以忘懷。
(摘自《實話實說西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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