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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面對桎梏農村發(fā)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三中全會已經指出了方向，具體的落實還要靠修訂法律、制定新政策來解決

　　★ 本刊記者/楊中旭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這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中國農村改革之后的30年，再次將改革目標定位于農村。

　　此次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公報稱，要穩(wěn)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guī)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yè)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xiàn)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

　　確權農地承包“長久不變”

　　《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到的文件起草者解釋，這3個方面的初衷是：土地確權、農地承包、村民自治規(guī)定這幾個因素一個也不少，因此起草組用到了“穩(wěn)定、完善、健全”等詞組。

　　除此之外，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審議并獲得通過、并于10月1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還將出現(xiàn)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的字樣。也就是說，在做好之前工作的基礎上，確保權利入戶到人。

　　至于農村改革的第二步，三中全會亦有所涉及。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曾有“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的字樣。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審議并獲得通過、并于10月1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這一說法變成了“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文件起草者稱，這也就是要“探索”農民與國家的新型關系。因為在現(xiàn)有制度框架下，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土地的“多種形式流轉”，必將對農民和國家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

　　除了土地制度出現(xiàn)重大變革，農村金融體系和破除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方面的改革亦被文件起草者以“破題”來形容。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上，還只是提到“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chuàng)新、探索建立促進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的體制機制”，到了金秋10月的三中全會，“加快”和“探索建立”都被“建立”一詞替換。三中全會明確的六大任務中，其中的兩項也就變成了“建立現(xiàn)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一體化制度”。

　　“這改變了一事一議的規(guī)則，給出了農村金融改革和破除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總體目標�！蔽募�起草者說。

　　在兩個“建立”之下，之前試點的村鎮(zhèn)銀行、小額貸款、農業(yè)互助社、農信社改革、農業(yè)銀行轉型都將提速。而城鄉(xiāng)一體的醫(yī)療、社保、公共服務等體系構建也將給出總框架下進行。

　　“表面看起來，文件說的都是老話，比如村鎮(zhèn)銀行、小額貸款都不是新鮮事物了，但這次是獲得了中央全面的肯定�！蔽募�起草者這樣解釋。

　　地方實踐點題與林權改革樣本

　　最早將十七屆三中全會主題詞點破的人是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tǒng)論述的則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8月31日，湖南省委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全省廣大干部群眾圍繞“堅持科學發(fā)展、加快富民強省”這個主題，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講話中，張春賢說，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還權于民。

　　對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的理解是：只有還權給農民，才是解放思想的根本。

　　在張春賢點破主題詞之前8個月，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fā)表長文《論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改革》，就戶口問題、農村土地問題、農村金融問題做了系統(tǒng)闡述。其中，關于農地的承包權流轉和抵押、宅基地的流轉和抵押等關鍵問題，厲以寧均從經濟學原理和現(xiàn)實兩個方面予以了解答。

　　而這些關鍵問題，當時除了農地承包權流轉可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其他均屬禁區(qū)。厲以寧在文章的最后表示，上述問題的突破，將帶來內需的大突破。

　　在國際金融動蕩不安、國內通縮日緊的今天，更顯厲以寧文章一石二鳥的價值。站在經濟學家的角度，通縮日緊的天敵正是GDP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

　　進入21世紀，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從2004年起，中央一號文件連續(xù)5年將主題鎖定在三農問題。然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陸學藝提供的一組數(shù)字顯示，中國農民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差距從上世紀末的1：2.6擴大到2007年的1：3.3，人均收入差距絕對額則從5300元擴大到9600元。

　　2007年，中國農業(yè)產值占GDP比重為11.3%，卻要由占全國人口55.1%的農村人口來分。究其原因，陸學藝表示，連年的一號文件，基本上走的都是“多予和少取”的路子，在“放活”上做得不夠。

　　2008年6月，涉及25畝集體林地、5億多農民的集體林權改革大幕開啟。和農地禁區(qū)多多不同，林權改革從一開始就明文規(guī)定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可以流轉和抵押，同時，林地使用權長達70年。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國家林業(yè)局局長賈治邦更是把明晰產權視作改革成功的關鍵。

　　“70年的使用權，意味著兩到三代勞動力的繼承權。西方固然土地私有，卻有高額遺產稅制約。在國內遺產稅尚未開征的情況下，70年的林地使用權，其價值實際上已經與土地私有等同”。石小敏說。

　　學界的共識是，集體林權改革為農地和宅基地的變革提供了樣本。

　　9月，北京市大興區(qū)禮賢鎮(zhèn)黎明村的30年農村土地確權工作加緊展開，到9月30日，麥地確權已經結束，大棚地確權即將開始。到年底，黎明村的林地確權工作也將展開。三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于建嶸對此的評價是：想流轉，請先確權。

　　進入10月，確權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之后，黎明村支書劉瑞山長嘆：村集體已被“架空”。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三中全會文件起草者表示，本輪改革，正是要調節(jié)農民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亦讓農民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之前由村集體代為行使的權利將大大收縮。

　　博弈遠未結束

　　在厲以寧長文發(fā)表之后，學界對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探討，隨著三中全會的臨近而日漸升溫。永佃權、流轉和抵押、盤活農村的龐大資產進而擴大內需成為熱門話題，而伴隨著這些討論，文件的起草也歷經多輪修改。

　　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期間，曾臨安徽視察，面對地方上關于“農地承包權到期后如何辦理”的提問，江澤民回答：永久不變。這一層意思，溫家寶總理在2005年“兩會”后的記者招待會上亦曾表達。文件起草者據(jù)此寫入了“農村土地承包權永久不變”的字樣。但在最后的定稿中，“永”被“長”字代替。學界一直呼吁的永佃權也就暫時擱置。

　　據(jù)《中國新聞周刊》了解，農地產權變革落在林地之后，根源在于“盤子的大小”。國土資源部官員提供的數(shù)據(jù)顯示，2007年違法用地產值已達1.5萬億之多，甚至超過了25億畝集體林地收益的總和，“特別是在城郊農地上，多方在此博弈”。

　　一個顯而易見的格局是，農村改革，尤其是農地改革之后，城市既得利益者面臨既得利益失去的或然風險。

　　在文件向各方征求意見之時，國土資源部和農業(yè)部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但在支持的背后，一些部委反對的聲音也不少。

　　“我們要的關鍵是抵押權，這是市場經濟的權利”，三農學者黨國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這一次看起來不會有”。

　　這一說法，得到了一位文件起草者的證實。他回避了利益博弈的提問，而是從技術層面回答了暫時不會有抵押的問題：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他輕易不會抵押。我們去日本調研，日本的農地抵押也只有1%。

　　另外，宅基地是農村集體所有，還沒有房產證，就算你抵押，銀行怎么賣？這里面，有一系列的技術問題要解決。

　　作為《物權法》專家起草組組長，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有一套看法：現(xiàn)在是法治社會，中央文件只能體現(xiàn)出一種精神。下一步，要看《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修訂到何種程度，以解放受到諸多限制的農地物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