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參與三峽水利工程建設的一位負責人最近在回憶“國壩”的建設過程時,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誰對三峽工程貢獻最大?反對這項建設的人!這位負責人透露,當年一些反對者提出了許多疑問:江水泥沙量過大怎么辦?移民太多怎么辦?生態(tài)環(huán)境遭破壞怎么辦……此后,建設者們針對這些疑問反覆論證,尋找對策,從而消除了種種可能出現(xiàn)的隱患。
反對者的貢獻最大,這似乎是一個出人意外的結(jié)論,因為持反對意見的人在一個群體中,在一個機構(gòu)、部門里,一般都不是太受歡迎的角色。像我等雜文愛好者,逆向思維活躍,怪異想法迭出,假若對遠在天邊的某人某事表達義憤也就罷了,對近在眼前的事說三道四,開明的領導一開始可能還認為你有個性,反對的意見提多了就要懷疑你有毛病,再多下去就要將你歸于反動之列,打入另冊,不予理睬。如果領導不開明,那么反對者就等著穿小鞋,等著被排擠受報復吧!
從這個意義上說,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反覆論證,并尋求對策的建設者,他們對工程建設的貢獻也是最大的,反對者往往不過是有先見之明、實說之勇,建設者則更要有求真之智、務實之功。而決策者不以領導自居,不以權(quán)威自恃,不以個人好惡自決,虛懷若谷、廣開言路、從善如流,其貢獻更是“最大”。因為,贊成的意見、反對的意見最后都匯總在決策者那兒,他們拍板敲定才有可能付諸實施。
想起一個縣官和一個權(quán)威的笑話。古代有兩個人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一個人說四七二十七,另一個人就糾正他,說四七二十八。說四七二十七的人不服,堅持說四七二十七;另一個人也不服,一定要他承認四七二十八。兩個人爭執(zhí)不下,官司打到縣令那里?h令聽罷,就作出判決:對堅持說四七二十七的人無罪釋放,對堅持說四七二十八的打屁股幾十大板。事后有人大惑不解,縣令答道:那人胡涂到四七二十七的程度了,可是這個人還要和他沒完沒了地爭執(zhí),和胡涂人爭論就是更胡涂,不打他打誰?
也是古時候,也有兩個人激烈爭論,一個說《水滸傳》上的好漢黑旋風名叫李達,另一個說好漢名叫李逵,兩人打賭二十元錢。官司打到一個權(quán)威那里,權(quán)威判定:好漢就叫李達,說李逵者輸二十元錢給人家,事后“李逵”派不服,找權(quán)威評理,權(quán)威答:“你不過損失二十元錢,而那小子呢,我們害了他一輩子!他從此認定那好漢就是李達,還不出一輩子丑嗎?”
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的事情不會像四七二十八還是二十七那么簡單,不會像李逵還是李達那樣一目了然,譬如說三峽水利工程好,它就涉及到生態(tài)環(huán)境會不會遭到破壞、大量移民如何妥善安置等等一系列現(xiàn)實性、前瞻性的問題,對這些事關千家萬戶切身利益、事關國家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大問題,我們能夠不爭論么?能夠等著看笑話嗎?也許對謬論的認同是對謬論的最大懲罰,然而這種懲罰最后不僅是針對謬論的,還會殃民禍國,貽害子孫,我們怎能像那個“縣官”、“權(quán)威”那樣顛倒黑白、傷害良知、踐踏公正?
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或?qū)<以谛惺箾Q策權(quán)的時候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決策正確、科學是政府和人民之福,反之,是政府和人民之禍。而決策的正確、科學,往往不取決于領導(專家)自身的能力、水平有多高,不取決于他們的工作有多認真,關鍵要看他們的作風是否民主,能否聽得進不同意見。領導、專家的作風是否民主又從哪里看得出來呢?首先要看一個機構(gòu)或部門里有沒有不同的聲音,是有話大家說還是一人說了算;其次要看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生存狀態(tài)是生動活潑的還是郁郁寡歡的,不同意見的生態(tài)最能檢驗一個機構(gòu)或部門的民主氛圍,最能顯示機構(gòu)或部門領導的民主意識。
其實,雜文的生態(tài)也當作如是觀,沒有開放的時代、寬松的環(huán)境,哪里會有今天雜文的勃興和時評的“瘋狂”生長呢?這是題外話了。
來源:大公報 作者:周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