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8月1日，國家廣電總局頒布的《廣播電視編輯記者、播音員主持人資格管理暫行規(guī)定》在全國范圍內生效。國內主持人除普通話合格外，還得接受嚴格的道德考核，凡道德考核不合格者不能上崗。
廣電總局頒布的這一規(guī)定確實有助于整頓目前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良莠不齊的局面，但對于主持人的這種道德要求，是否有必要以行政規(guī)章來保障，這是值得商榷的。筆者以為，政府應盡量避免對個人進行道德評價，關于主持人的衣著打扮、言談舉止等要求，還是留給社會本身來評價為好。
首先，道德與法律不同。我們有一個統(tǒng)一的法律，但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道德評價，只要不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我們應該容忍不同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存在。道德觀的不同甚至道德標準的多樣化，恰好說明了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多元的，充分體現人本主義的時代。如果將道德的評判權交給政府，政府以“劃一”的標準來規(guī)制道德問題，結果就會犧牲道德評價的多樣化和時代性，社會也會因此而黯淡許多。
其次，現代法治的一個原則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理念是，凡社會自身可以解決的事情就由社會解決，政府應不予干預。近年來，我國正在不斷削減行政許可范圍，讓社會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廣電總局關于主持人道德要求的這一規(guī)定，難免有以部門規(guī)章設置主持人準入許可之嫌，與國家有限行政的趨勢相悖。而且，根據我國《行政許可法》有關設立行政許可的權限規(guī)定，國務院部委的部門規(guī)章無權設置行政許可，因此廣電總局的這一規(guī)定，從行政許可意義上講，其合法性更值得懷疑。筆者反對由政府對主持人的道德進行評價，并不是說對于主持人這樣的公眾人物不需要提出相關的道德要求，而是認為政府并不是進行道德評價的合適主體，社會才是對一個人的道德進行評價的主體。
第三，我們應該相信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政府與社會有著嚴格的分野，法律上的惡與道德上的惡并不等同，應該留下一個由社會來調整與評判的道德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人們的行為與法律及政府無關，只受制于社會道德的約束，而不能用法律來裁決人們的與道德、審美有關的事宜。一個講究道德的電視臺，他們對于觀眾的關懷，必然會得到觀眾的首肯，使得電視臺的收視率上升，而收視率上升就是觀眾對電視臺道德行動的最好獎賞；而一個不講究道德、不知道如何關心受眾的電視臺，必將被群眾所淘汰。這種利益杠桿的存在，自然促使電視臺以對觀眾負責的道德標準來約束其主持人的舉止，而根本用不著政府操心。此外，成立諸如主持人協會之類的社會自律性組織也不失為管理主持人道德的一個好辦法。
總之，筆者認為，正是因為道德的多樣性，以及道德標準的相對模糊性，政府確實不宜對個人進行道德評價，尤其是當這種道德評價與個人的權利或利益有著直接聯系時。這種評價，一旦操作不慎，就會成為社會前進的障礙。其實，政府所肩負的維護社會道德的使命，完全可以通過政府與社會、公民的合作來實現，但不能期望通過簡單的法律強制來實現。
(來源：檢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