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xiāng)無業(yè)青年的一種職業(yè)。這里已經出現了忻府區(qū)合索、曹張鄉(xiāng)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這些“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煤礦詐錢。(3月22日《重慶晚報》)
“記者村”的出現,可以說是前幾年假記者在礦難多發(fā)地泛濫現象的升級。如果說,假記者的泛濫,更多考驗的是記者證件管理制度是否足夠嚴謹的話,那么,“記者村”的出現,則向我們袒露了非法采礦聚集地煤礦管理的荒蕪生態(tài)。當地“記者村”背后,依然是非法采礦的產業(yè)化鏈條:當地黑礦密集,“違法生產”肯定是不爭的事實——假記者們伺機而發(fā),向基層政府官員施壓——為確!俺舐劇辈槐槐,基層政府嚴令黑礦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黑礦“拿財消災”。
而對于當地那些對官場和民間生態(tài)熟門熟路的礦主們來說,他們未必不知道這些假記者的身份背景,未必不知道其中的貓膩。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記者村”和黑礦相互依存,形成一種共生局面,其實有更深的原因。對于黑礦礦主們來說,假記者們偶爾到來的敲詐,與他們的收益相比,當屬九牛一毛;同時,對于當地基層政府而言,黑礦存在對當地經濟發(fā)展的“促進”,肯定會遠好于將它們全部關閉;更為重要的是,“記者村”和黑礦間相對“默契”的存在,或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間接保護當地黑礦長期生存的作用。
但是,經濟發(fā)展從來都不能只算經濟賬,還要算環(huán)境賬、民生賬;而且,生產安全保障不到位的黑礦,多又是安全事故多發(fā)的地方。各地的煤改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考驗煤改成效如何,一個也許有些“不負責任”的指標,就是不妨參考一下“記者村”以及假記者消失的程度。因為說到底,“記者村”的出現,是山西忻州和其他地區(qū)煤礦管理荒蕪生態(tài)的真實反映。打擊“記者村”事小,逐步將各地陷于荒蕪管理的煤礦納入法制化、制度化軌道,才是大事。(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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