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有個表情
人物周刊:你曾經(jīng)為中國不能向國外輸出影像焦慮。你經(jīng)常在世界各地參加各種電影節(jié)和活動,現(xiàn)在中國輸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影像?質(zhì)量怎么樣?
賈樟柯:中國作為這么一個龐大的經(jīng)濟體,影像的輸出與這個經(jīng)濟體的規(guī)模相比太弱了?恳粌蓚人、靠某一類型的創(chuàng)作遠遠達不到。我們應該有一種急迫感,輸出自己的話語,在國際性的空間里講述。
人物周刊:國外有一些評論說他們是從你的影像來了解中國的,你覺得自己給他們提供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嗎?
賈樟柯:我提供的只是真實中國的一種。這10多年里有一個很大的感受是中國越來越呈現(xiàn)多重現(xiàn)實。上海的現(xiàn)實跟山西的現(xiàn)實不一樣,而上海每一個人的現(xiàn)實也不一樣,一部分是豪華的、裝修過的中國,一部分是偏遠的、被遺忘的中國,哪一個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呢?一部電影、一個人的工作呈現(xiàn)不了這種完整性。多種類型的電影才能提供對中國社會的比較完整的了解。最近幾年國外對中國的恐慌是因為我們文化輸出太少。如果我們的文化夠強勢,有很多小說翻譯到各國,讓別人知道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它就不再是一個“沉默的怪獸”,而是一個有感情的實體。我并不是說去占有話語權,而是應該讓這個龐大的經(jīng)濟體有一個表情,有喜怒哀樂。
人物周刊:在國外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有解釋中國的責任嗎?
賈樟柯:2008年最困擾我的是,出席一些國際性的電影活動,我回答的都不是關于電影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說明別人了解我們的路徑太少了,把一個導演變成了國務院新聞發(fā)言人。這10年里困擾我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對中國的現(xiàn)實有一個很直接的反映之后,這些電影輸出到國外引起反響了,往往在中國的呼應是,你出賣了中國的貧窮,出賣了中國的問題。
人物周刊:你不覺得你遭遇的非議正是當年張藝謀所遭遇過的嗎?
賈樟柯:從1984年到現(xiàn)在,大家面臨的是同樣的遭遇。有一次我和一個以色列導演談到這個困擾,他跟我說了一句話。其實這話我也知道,但是從他的角度講出來特別令人寬慰,他說如果人們能夠從一個國家的藝術里面看到他們對苦難的承擔、對社會問題的面對,人們對這個文化會是肅然起敬而不是幸災樂禍。
在美國、法國,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人們分享一個不快樂的作品,分享一部充滿生命壓力的中國電影,不是因為他們高興看到中國這樣,而是因為他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貧窮無所不在,生存的壓力無處不在。人們通過另一個文化對這種處境的反應來反觀自己的文化。
比如法國每年進口的偏遠地區(qū)的電影特別多,并不是要告訴法國人說你們生活得多幸福,而是通過不同文明對同一個問題的反應來審視自我。這是文化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點。反過來說,我們也需要引用和借鑒外來的文化,大量地翻譯小說、大量地進口電影,不單是美國電影,還應該有伊朗電影、哈薩克斯坦電影、泰國電影。只有大量借鑒、學習,我們自己的文化才有活力,有健康成長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看你電影的人能感覺到你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的野心。在未來的計劃中,這種野心不會退化吧?
賈樟柯:應該會延續(xù)吧,我在這方面一直有興趣。在巴黎郊區(qū)的密特朗中心有次搞了一個攝影家布列松的攝影展。布列松在40年代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面是敗退中的國民黨士兵。我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在一片曠野,一個士兵身上背了一個布袋子,里面放了個以前咱們家里用的保溫瓶。這個畫面變成我的一個痛,以前我可能覺得他跟我沒有任何關系,但現(xiàn)在我會想在民族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創(chuàng)痛。戰(zhàn)爭讓暖水瓶成為了這個士兵惟一的財富。這樣的創(chuàng)痛需要我們?nèi)ビ涀、去觸及、去談論,而不是當它沒有發(fā)生過。
不做電影,我可能是個煤老板
人物周刊:你對環(huán)境敏感嗎?假如你當年沒有考上電影學院,就在縣城工作的話,會變成一個對藝術沒有任何興趣的人嗎?
賈樟柯:我們都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我相信大多數(shù)人很難做超越自己環(huán)境的事情。不是說沒有,一些人即使在很艱難的環(huán)境下仍然有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是少數(shù)的天才。生活會改變我們大多數(shù)人。我想過我的很多可能性,如果我沒有當導演,我想我可能寫小說,因為我是個文學愛好者。如果我沒去太原學美術,我可能是一個煤礦主,因為我不拒絕財富。我不安分、不膽怯,呆在那兒沒有別的資源,我就只有掠奪資源。就可能成為一個煤老板,很難說。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有一種傷感,但也有一種溫暖在里面,你怎么解釋這種溫暖和傷感的同時存在?
賈樟柯:傷感不是來自意識形態(tài),不是說在中國生活就怎么傷感,而是生活本身呈現(xiàn)出來的經(jīng)驗讓我變得很感傷。這和我的成長有關。
小時候我有個同學,我們住一條街,一年冬天刮大風,他母親被院墻砸倒過世了,這是很偶然的。過了一段時間,縣里流行開嘉陵摩托的時候,有個家里開修車店的同學,他騎著剛修好的摩托去試試看有沒有問題,結果就出了車禍。讓我覺得生命就是個很無常的過程。
我中學畢業(yè)后就不想上學了,我父親說你必須考大學,大人更懂得“硬指標”的重要。如果你沒有上大學,就只能在另一種層面上生活了。上不了大學就開始學畫畫,學畫的過程中喜歡上電影,然后考電影學院。一方面有主動改變命運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也是無常的。怎么就看了一個《黃土地》?怎么就喜歡上電影了?
另一方面,我的生活里還是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切。
我到北京讀書的第一年,老家一個朋友來看我。那時候高速公路還沒開通,要坐大概兩個小時汽車到太原,然后再坐八九個小時火車才能到北京。他早上到,中午我們吃了一頓飯,晚上他就坐火車走了。送走他后覺得很溫暖,他這樣旅途勞累就為來看你一眼!現(xiàn)實中是存在人情冷暖中的暖的,我是能夠體會到生命之中這種溫情的時刻的。
人物周刊:現(xiàn)在你和汾陽的聯(lián)系是疏離了還是密切了?
賈樟柯:還算密切。還會有很多人來人往。有血緣關系的親人好些都住在那兒。
人物周刊:還經(jīng);厝?
賈樟柯:不經(jīng)常,但每年有兩次必須回去。一次是我媽媽的生日,還有就是春節(jié),雷打不動。我只參加過一次柏林電影節(jié),因為柏林電影節(jié)老是跟春節(jié)重合我就不去了。一年忙碌,就是那個時候走親訪友,大家見個面。
人物周刊:“故鄉(xiāng)三部曲”到《任逍遙》就結束了,但故鄉(xiāng)的情緒和記憶還是在創(chuàng)作里攪動著的吧?
賈樟柯:在日常生活里也會有很多攪動。一個人的時候特別留戀小時候?qū)r間的感覺?傆X得小時候時間特別長,四季分明。還有光線,一進西北地區(qū),那種光線直射下來的厚重感。還有聲音,我家以前住的房子對面修了條新公路,每天午睡起來,我就聽公路上汽車的聲音。在風里汽車聲會變形,我特留戀這種聲音。想到這些的時候,心里就會靜下來。 特約記者 楊非 實習記者 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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