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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黃河 冉小林
--現(xiàn)在市面上銷售的《千禧日記》是盜版書，正版書還在編印之中； --在「文革」中我是我當時所在的高校第一個領頭寫大字報批判造反派的人，造反派掌權(quán)后我受盡磨難； --在今年完成《自傳》后，將比較徹底地告別文壇； --今后做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會跟以前不一樣，而且可能還會是很大的不一樣。 剛剛走完「千禧之旅」的余秋雨，吃驚地發(fā)現(xiàn)自己再一次成為「批評熱潮」的焦點。據(jù)有關報道，「對著名學者余秋雨的各種批評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壇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苟嗄陮W者余杰在其新作《想飛的翅膀》中，以《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對余秋雨的批評再次升級。對此，余秋雨先生已在《中國新聞周刊》發(fā)表了他致余杰的一封公開信。2月13日，本刊記者就此事在深圳對余秋雨先生進行了專訪。一向婉拒媒體采訪的余秋雨再一次開口，談出了自己近日的思考與意見。 
我為什么不回答 記者：近來，不少讀者都看到，并且關注著一些對你比較嚴厲的批評文章。大家心里都有個疑問，那就是那么多批評文章出來以后，你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答？ 余秋雨（以下簡稱余）：很多人都知道，我不太愿意接受媒體采訪，更不愿意對某些批評一一反駁。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如果我開口反駁，不但不能澄清什么，反而會造成更大的混亂。本來，嚴肅的新聞媒體對于批評報道總要有個核實過程，至少要與當事人核對一下。但現(xiàn)在很多情況并不是這樣，而陷入一種情緒性的對峙之中：我說某個年代是這樣，他說不對，我說有哪些典籍可以證明，他說那些典籍也不對，因為另外一本書怎么怎么說--就這樣，沒有評判的依據(jù)，沒有證人，沒有法庭。最后變成我說對，他偏說不對，我說不對，他偏說對…… 另一種情況是「據(jù)說、某人說」之類的小道消息，某人又是聽我過去的「某位同事」說的，而這位同事其實也沒說，他說他也是聽說的，就這樣糾纏不清。 這種現(xiàn)象確實讓我想到文革，文革最大的教訓之一就是沒有反駁與辯護的權(quán)力，堂堂國家主席，說你是「叛徒、漢奸、工賊」，你就是了，不但自己不能辯護，全中國似乎也沒有幾個人產(chǎn)生懷疑。大家好象在看一出戲，只要熱鬧就好，自己的原則、價值與判斷好象都是可有可無的。 記者：那你覺得這種「批評」與「看熱鬧」的心態(tài)是怎樣來的？ 余：這跟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系：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對人際關系一直非常講究，這也是中國文化跟其它文化一個很大的區(qū)別。比如古希臘文化，它研究人和精神、人和自然抽象的關系；印度文化多研究人和梵天（上帝）的關系；而中國文化則著重于研究人和人的關系，這沒什么不好，人與人的關系比較實際，但經(jīng)過幾千年的沉淀，也積累了很多負面的東西--人際關系變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只能在互相的否定和爭斗里才能確認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陰暗面的外在體現(xiàn)，就是整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中人整人的現(xiàn)象其實也就是傳統(tǒng)文化中陰暗面的一種極端體現(xiàn)。 幸好今天已經(jīng)改革開放了，他們不至于直接拘押和攻擊我的人身。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夠做到的就是不看不聽，這并非一種消極的逃避，而是一種積極的策略：我覺得我還有太多事情要做了，這些小小的噪音不應該、也不配我放棄自己該做的事，而去耗費自己的時間與生命來對付�！� 一點希望：多一點理性、多一點常識判斷 記者：當然，以你的閱歷，這些批評可能不會對你造成太大的心理傷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對很多關心你的讀者而言，一方面他們可能并不像你的同事和朋友那樣了解你的過去，另一方面你又以自己的作品和形象為他們樹立起了一個價值標準和心理期待，那么當他們看到關于你的批評--尤其是當這些批評涉及到你個人道德和品德時，會不會對他們造成一種心理傷害？原來我所喜歡的作家也不過爾爾--從而對世界形成一種更加灰暗的負面態(tài)度。 余：這里我想說一句不太中聽的話：需要我的讀者自己來作出判斷。而這一判斷的基礎就是常識--這種常識性判斷我想是不難做出的。 例如我曾指出過一個與我有關的常識：我是在上海經(jīng)過3年嚴格的文革審查后擔任高校領導的，而這一職務任命的依據(jù)是，當時在單位幾年的民意調(diào)查都名列第一。我不是從長白山逃下來的，而是一直呆在上海，如果在文革中我真有那么大的問題，難道與我朝夕相處的廣大同事都看不見，而要到30年后遙遠的北京或者什么地方來「揭密」嗎？ 第二個常識是，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院長，那些在30年后才憤怒的人當時為什么不揭發(fā)？當時我是中國大學里最年輕的院長，如果有問題的話，應該說當時才是最好的「揭發(fā)」機會，但是這么多年里，沒有一封「檢舉」或「揭發(fā)」信寄到有關部門，直到我離開的時候，他們還一直在挽留我。 我想，這里邊的判斷和結(jié)論就應該由我的讀者來作出了。 在岳麓書院演講的時候，我曾說：我在街上走著的時候，有人走過來，硬指著我說我長了尾巴，我不能當眾脫下褲子向他證明我沒長尾巴--當眾脫褲子這個動作比長尾巴還要難看。所以我不愿意自辯。 記者：余杰說，他的一篇文章（指《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比他們「一本書的份量還要重�！苟阌职l(fā)表了致余杰的公開信，那么你覺得余杰的文章份量有多「重」？ 余：說到這里，我還真有點感謝余杰了。為什么感謝呢？因為他盡管口氣那么厲害，經(jīng)過那么長時間的考查，主要查出也就是《胡適傳》。這就有了討論的具體對象。這個《胡適傳》只有開頭，沒有下文。為什么呢，我也做了說明（指致余杰的公開信）：首先，這是當時的「任務」；其次，我不但沒有接受，而且可以說以自己的膽量阻止了對胡適先生的一次錯誤批判--就那篇只有開頭的《胡適傳》而言，雖然多人執(zhí)筆但依當時的歷史情況，不可能對胡適作出不同于解放后傳統(tǒng)觀念的新解釋，而且這個問題肯定與文革災難沒什么關系。我想這對于經(jīng)歷過文革，或研究過文革史的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常識性問題。 當時我大概也就二十出頭吧，不可能接觸到更多的有關胡適的材料，而這篇文章當時也不是為了公開發(fā)表，而是作為學生的輔助讀物而編寫的，只是后來學報缺乏文章，在沒有通過我的情況下用我的名字發(fā)表的，結(jié)果被我阻止了。如果最重要的就是這么一類情況的話，那么在我澄清以后要告訴年輕人：文革后對這樣那樣的寫作組清查是非常嚴的，憑著一點點捕風捉影的「材料」去猜測當時有多少多少人「漏網(wǎng)」，可以說是帶有非常大幻想性的。 記者：是不是說年輕一代人對當時的歷史情況缺乏了解？ 余：一方面是缺乏了解，另一方面還帶有一種「年輕氣盛」的好勝心理--這就是為什么我常常不愿意與某些年輕人討論上一代人的「歷史問題」的原因。 對我而言，要討論也可以，跟我同一代的人中，很多人都還在世，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個的證人來，當面對證什么時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但要跟相差幾十歲的人討論我自己30年前的歷史，不客氣地說，我覺得像一個玩笑。 我的自傳今年就可以寫出來，我可以告訴大家，那是一個非常凄涼與悲苦的故事，為什么我一直回避這段回憶，就因為它太悲慘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與所承擔的東西，絕對要高出那些在背后罵我的人。 在文革后期批鄧的時候，那么多人「響應號召」，其中就有一個人沒有批，余秋雨。我不認識鄧小平，只是覺得他當時的改革為中國帶來了希望。我當時就為了逃避批鄧，一個人稱病跑回鄉(xiāng)下，在破廟里棲身，整整流浪了兩年--這些我一直不愿意說，既然說了，我倒想讓他們來評價一下，當時我的選擇有幾個人能做得到？ 直到今天，面對種種不負責任的批評，我不愿響應--我不是不想回答，更不是不能回答，而是不愿意在媒體上引發(fā)一場更為無聊的炒作。 記者：在對于你的批評中，另一類就是指你的文章存在這樣那樣的「硬傷」，對此，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余：如果我的文章里真有他們所說的那么多「硬傷」，那么只能說我是在憑著記憶寫文章--那真是天才！可惜我不是，我寫每一篇文章都要老老實實地查上一大堆資料，還要請教很多專家。如果說我錯了，那么只能說我所查的那些資料全錯了。 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對某個歷史問題本來就有著許多不同的學術(shù)觀點，我選擇了這一種，而年輕的批評者只知道另一種，這不能叫硬傷--如果我是寫論文，那么我會對自己為什么選這一種而不選那一種作出詳盡的說明，但我寫的不是論文，而是散文。 搞學術(shù)研究的人都知道，對于不同問題，應該在什么等級上來談。我當然不能說自己永遠不會出錯，但對于有些筆誤或者記憶失誤，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談，而不必動不動就擺出一副「學術(shù)大批判」的架子。 一種建設性的批評與交流態(tài)度對于學術(shù)研究太重要了，這里我想舉一個例子，那是我在新加坡的時候，寫一篇文章談到日本進攻華北的路線，我把這個路線搞錯了--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是，這個路線還真不是我弄錯了，而是新加坡歷史學家們的資料都搞錯了--我在新加坡圖書館里所查到的資料都是那樣的。 結(jié)果文章發(fā)表后一位先生很客氣地指出了這個錯誤。我感到很高興，馬上更正了這個錯誤，同時產(chǎn)生了研究這個錯誤的想法--為什么新加坡會搞錯，馬來西亞有沒有錯？錯誤產(chǎn)生的原因又是什么？這就是一種很好的學術(shù)交流，完全沒有必要弄得那么氣憤吧。
一點擔憂：「文革邏輯」會不會「借尸還魂」？
記者：現(xiàn)在文化界興起一股「拷問歷史」和「追尋文革真相」的風潮，作為一個親身經(jīng)歷過文革的學者，你對這種現(xiàn)象有什么看法？也有文章在批評你的「文革問題」，你的感受又如何？ 余：對于追查我的所謂「文革問題」我不擔心，但現(xiàn)在我有一個很大的擔憂：會不會借著追查文革中的問題而出現(xiàn)某一種文革災難。 當年文革中在迫害很多干部和學者的時候，他們的理由也不是要迫害某一個人，而是說要抓「叛徒」和「漢奸」--這個理由大家都覺得很正義吧，也正是在這種名義下我們看到了那么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 而現(xiàn)在倒過來，要抓當年「整人的人」。由于不了解文革的真相是什么，就造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把是非顛倒了。而這種顛倒與當年把許多革命者當成「叛徒」恰恰有著某種微妙的相似之處。 我想通過你們告訴今天的年輕人的一點：穿鑿附會、捕風捉影地來尋找某人的所謂「歷史問題」，恰恰是當年文革中最常用的「斗爭方法」之一。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悖離了現(xiàn)代的法制觀念。在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現(xiàn)代社會里，對于無節(jié)制的人格損害是有著嚴格的法律約束的。 文革中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所謂「大批判」的方式，利用種種傳播與輿論媒體，你一槍我一槍的輪番轟炸，而在事實證明是做錯了之后，從來沒有反省與檢討。這種種形態(tài)，讓我有足夠的理由擔憂。 記者：余杰對你的公開信有什么響應嗎？ 余：這倒不用太在意。他不是針對個人的問題。我跟他談過話，他給我的感覺是太年輕了，對有些事情、有些背景還完全不清楚。 他跟我談了他的想法，用他的話說是「這篇文章不是針對你個人的」。他說他希望在中國普及基督教的原罪精神，希望倡導一種「全民懺悔」…… 我說這恐怕做不到，據(jù)我了解，中國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出現(xiàn)全民懺悔的文化現(xiàn)象；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你不能強迫別人懺悔--巴老提出懺悔，沒有強迫過別人。指著鼻子說某某人要懺悔，這不是「基督精神」，這是「文革精神」。 我認為不管他文章寫得怎么樣，最主要的還是太年輕了--正是因為年輕才讓我不得不擔心，當然這并不是指余杰，而是指這一代年輕人。 記者：那你最擔心的是什么呢？ 余：擔心一種人道精神的失落。我們這一代可以說都是從苦難中煎熬出來的，苦難既帶給了我們更堅強的承受力與忍耐力，也讓我們堅守著一個人道主義的原則：那就是立足善良，減少對他人的無端傷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個體的自由與社會的發(fā)展--只有曾經(jīng)失去過，才能體會這種自由與發(fā)展多么可貴。 年輕人由于經(jīng)歷較少、磨難也較少，自然保有一種思想的敏捷和情緒上的銳氣，這當然是很可貴的。但也正由于經(jīng)歷和磨難少，同時也缺乏一種對旁人、對世界尊重、珍惜與同情的深度--這種深度的缺乏和我前邊提到的傳統(tǒng)的陰暗面如果結(jié)合在一起，就容易產(chǎn)生一種缺乏反省的暴力，無論是思想還是行動上的暴力，最終導致的都必然是災難。你看這兩年，有多少無辜的文化建設者被狂轟濫炸，每個人都訴求無門、欲哭無聲。他們到底做錯了什么事？
很多的憤怒：關于盜版以及盜版者的「強盜邏輯」
記者：那么，如果那些謠言是明顯的，你打不打算作任何追究？ 余：其實我也了解一些情況，有的涉及已經(jīng)去世的人，我不打算多說；但另一個問題我還要說明一下，這就是盜版與「大批判」的關系。有人對我堅持這個觀點覺得難以理解，因為這個推理好象很難成立：你寫你的書，他盜他的版，某種程度上他們還得靠你吃飯，把你罵倒了，批臭了對他們自己有什么好處？ 記者：其實我自己心里也有這種疑惑，總覺得你是否找錯了對手？盜版跟對你的「批評」究竟有什么聯(lián)系？ 余：這里邊要澄清的一點是：我并沒有說，也從來沒有認為所有對我提出批評的人都是盜版者或者跟盜版者有關系。但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些批評與「批判」中的相當一部份出自盜版集團和它們旗下的「槍手」，這是有我自己的親身體會的。 記者：具體一點講呢？ 余：許多讀者對圖書的出版過程不太了解，對于怎么盜版知道得更少。但就我所知，許多盜版者不但與出版機構(gòu)，而且與某些權(quán)威人物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有的甚至還是「親密」朋友。這類盜版者最討厭我的就是兩點：一是我不斷在報刊上呼吁全國反盜版，二是我不斷地向警方報案，不斷地向國家出版總署報案，國家出版總署還為此專門向全國下達文件，文件內(nèi)容就是「嚴禁盜版余秋雨的著作」。這樣就使得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斷地受罰，有的罰款總額還不小，當然，這些罰款并沒有給我，而是轉(zhuǎn)給了相關部門。 這就令他們很煩，托人來跟我「談判」，希望我能夠接受海外一些作家的做法，那就是對他們的盜版行為「眼開眼閉」，他們列了很多條件，其中的一條就是可以給我一筆錢。 他們不是一次，而是不斷地找我談。談的內(nèi)容大同小異：就是希望我不要到處報案，不要一天到晚在報紙上寫文章追究他們的盜版行為。「誘之以利」之外就是「脅之以威」，我要是再到處寫文章揭露他們的話，「那就麻煩了」，文人最怕的麻煩之一就是媒體的「大批判」--我在幾個大城市的不少記者朋友都知道一條不成文的「行規(guī)」，那就是只要寫的是批判我的文章的話，稿費可以加到三倍：一份是正常稿費，另外兩倍是盜版集團提供的「辛苦費」。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進一步威脅我：「如果你同意合作的話，報刊界的批評聲音可以在一個月內(nèi)煙消云散；如果不答應，『批判文集』也可能出來�！咕褪沁@么明目張膽的要脅。 不知道細心的讀者有沒有發(fā)現(xiàn)這么一個現(xiàn)象：那就是許多一擁而上的批判文章里，有著這么一條共同的特點，意氣多于事實，調(diào)笑多于分析，諷刺多于批評，很多所謂「事實」都是「話出有因、查無實據(jù)」。很難想象一個真正的學者和批評家會采取這樣一種寫作態(tài)度，在提出一條條批評之后，居然沒有一樁過得硬的證據(jù)。這類批判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大多用筆名，有那么幾個似乎像真名的，真要查下去，也多半是「查無此人」。 記者：盜版集團的「能量」有多大？ 余：來自盜版集團的所謂「批判」是最令我頭疼而且痛恨的。他們的「產(chǎn)業(yè)」確實已經(jīng)大到令人吃驚的地步。從香港到美國絕大多數(shù)的華文書店里都充斥著大陸的盜版書，有的盜版不但包裝精美，就是其中的選篇也很準確。這次新出的《霜冷長河》的精裝本里，我選了關于我的26種盜版版本的封面。你可以做一個估計（說到這里，余秋雨拿起了記者帶來的《千禧日記》，原來這也是一本盜版書，正版還在作家出版社編印呢�。@本盜版的《千禧日記》里標的印數(shù)是50萬冊，且不說一般盜版書都會虛報和縮小印數(shù)，就以這50萬冊來算，一本訂價22.80元，50萬冊的銷售額就是1100多萬元呀，與正規(guī)的出版社不同，由于他們不需要交稅、更沒有版權(quán)費，他們的印刷成本除了紙張外幾乎很少。這其中的暴利能讓他們干出任何瘋狂的事情來…… 對于這一段時間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要讓我所有關于盜版的揭發(fā)失去效力，而要做到這一點最簡單，也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把你抹黑--告訴所有的人你有文革問題，你是壞蛋，自然你所說的一切就沒有人愿意聽，更沒有人愿意信了。 剝奪了你的話語權(quán)之后，他們就能堂而皇之地干你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一切了：把我用生命換來的作品一印就是50萬冊，這對我而言只意味著一件事--那就是我遭搶了。這就像我去在路上，一群人上來指著我的鼻子七嘴八舌地說：「他是壞人，他30年前說了謊，大家都不要相信他的話。」然后便開始動手搶我用一年的辛勞賺來的工資--我不知道你們現(xiàn)在有沒有把其中的邏輯聯(lián)系起來。 這其中最卑鄙、最骯臟的一點是什么--他們不斷地騷擾我、激怒我，就希望我跟他們打名譽官司：熱熱鬧鬧的名譽官司一打，媒體和讀者把熱鬧一看，恰恰隱藏了他們所犯下的更大的罪行--上千萬的盜竊行為，按我們國家的刑法，這抓住了是要判重刑的！所以他們要用激我打民事官司，來掩飾真正的刑事責任。 我回國后一路過來，簽名的書90%是盜版書。受到損害的是誰呢？是讀者，因為他們買到的是一本作者無法負責的盜版書；是作者，因為他辛勤的勞動被盜竊、被糟踏；還有我們的文化和出版事業(yè)--我不知道很多人有沒有想過，每當我（還有許多跟我一樣的作者）想到自己付出那么多艱辛與努力所做的，竟然只是為一群口不擇言謾罵我的小偷「變相打工」（因為實質(zhì)上的利益全被他們竊取了）時，我們還有什么動力、什么心情去生產(chǎn)、去創(chuàng)造更多、更好的作品？ 這里面確實是一個大判斷、大是大非的問題。不是我余秋雨要糾纏在自己過去的無益爭辯里--我初步的解釋已經(jīng)在給余杰的那封公開信里作了回答，如果再有興趣可以以后看我的自傳，我不會再作解釋了。 坦率地說，今天對于他們（盜版者）我只能說我仍然是毫無辦法。我能夠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鄭重宣布在盜版問題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前，除了完成我的那本自傳外，再也不寫任何作品。
一點反思：失望與希望
記者：在你最近發(fā)表的關于致余杰的那封信里，你很簡單而直接地就把余杰提出的問題，包括近幾年來外界種種流言「證偽」了，也回答了。你既然在今天能這樣做，為什么不早一些出來回答這些問題，也澄清讀者心頭的疑團呢？ 余：我想說，近來的一些遭遇和事件令我對傳媒很失望，對我的某些朋友也很失望--也許就是這種失望拖延了我答復的時間，簡單地說，我沒有心情，或者說不相信在傳媒上的分辯會澄清什么事實，反而擔心它會抓起一輪更加混亂而骯臟的炒作。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你會發(fā)現(xiàn)這又未必全是一件壞事。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這兩年的時間與遭遇里，上帝給了我一個考驗朋友的機會； 其次，也給我的讀者一個判斷的機會。如果我的讀者在這種謠言和謊言之中，能夠重新思考、檢查我，從而接受與認識我的話，我會感到是一種更高的幸福--我最珍惜的是這一部份讀者，而不僅僅是喜歡我的文風筆意，喜歡我的作品里某種格調(diào)的讀者。散文直接表現(xiàn)的是人的靈魂，一個散文作家如果缺乏真誠，他或許能做一段時間的假：假格調(diào)、假真誠、假思考，但他不可能一生作假、更不可能在作品中塑造出一種整體的真誠來。再退一萬說，即使我在文革中真的加入了造反派，我不但不會拒絕懺悔，更會把它當成一筆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這種經(jīng)歷意味著你在思考人生和歷史時，將能夠思索得要深刻、更全面，有更多的觀照與體味角度。我為什要拒絕承認？答案很簡單，因為我沒有，這種缺乏可能會給我的人生帶來某種缺憾，但我毫無理由、更無必要拒絕承認一段真正屬于我的生命經(jīng)歷－－除非它是虛假的、根本就不屬于我的。 最后，我想說，這也給了我一個觀察和了解中國當代傳媒的文化理性和綜合素質(zhì)的機會。坦率地說，這一段時間的觀察帶給我的更多的是失望。這也是為什么羅孚在《明報》上連續(xù)三天向我道歉，我竟會感動得熱淚盈眶的原因。 沒有傳媒能做到永遠不犯錯誤，關鍵是知道錯了以后怎么辦，這就是傳媒的「人格」。這幾年我遇到的誤解和「誤讀」太多了。有時候我確實很奇怪，關于我的某些批評報道居然可以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jù)的情況下就發(fā)揮一氣。 從更深的意義上說，在我們的經(jīng)濟、社會改革日新月異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文化人格發(fā)展卻大大滯后了：中國文化中建設的因子太少太少了，而對建設者和文化建筑的破壞與摧殘卻總是有太多莫名其妙的興趣。 從世界文化的高度來看，近幾年來，我們有哪幾部小說、哪幾部電影、哪幾部文學作品可以加入文化精品的行列－－而稍微有影響一些的作家和作品一出來，馬上就是一片圍攻，這樣下去，真正有價值的文化精品怎么能產(chǎn)生？ 就說這次千禧之旅，我還沒離開，就有那么多風言風語四處流傳，但有沒有想到，這次旅行中我們冒了多大的風險、歷了多少艱難、甚至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覀冊谇斑吪�，后邊就是這些近乎玩笑與惡作劇的流言蜚語－－所以馬蘭在離開約旦時哭了，一方面是擔心前邊的險；另一方面，這些流言也給她心靈帶來了太大的傷害。 記者：從這本盜版的《千禧日記》里，看到你在考察過程中面對的危險與艱難，也能理解你在面對那么多盜版時的憤怒與無奈。那么，在你作出「掛筆而去」的這個決定后，對自己，還有今天的文化界有些什么樣的評價？ 余：我一直相信今天的中國文化面臨著一個轉(zhuǎn)型期，遺憾的是在整個社會大轉(zhuǎn)型的過程里，本該走在前面的文化轉(zhuǎn)型卻遠遠滯后了。 假如說要有什么期望的話，那就是對今天的文化人，尤其是青年人，希望他們多從事一些建設性的文化工作，不要把自己最寶貴的時間浪費到名譽糾紛之類的無聊事里去，現(xiàn)在，并不景氣的中國文化界里，受傷害的人已經(jīng)太多太多；同時應該試驗更多的文化生態(tài)實踐，不要再鉆在諸如「文化人要不要上電視」這類已經(jīng)酸腐得可笑的問題里顛來倒去。欣賞文化的無效性，是應該自羞的。 至于自己，可能的選擇是比較多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會比較徹底地離開文化圈。我是比較善于把自己的人生作一個干脆了解的人，我曾經(jīng)做過很長時間的學術(shù)研究也出過很多成果，直到自己覺得意思不大了，就干脆地結(jié)束了這段生涯；當時中國改革形勢很好，我又做了一段時間的高校領導，而在此之前我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當領導的經(jīng)驗，可以說一切都是從零開始。6年以后我覺得自己該給學校的貢獻已經(jīng)做完了，應該由更好的人來為學校作出自己的貢獻；于是我堅決辭去了有關的職務，開始進行自己感興趣的文化考察，一直延續(xù)到去年的千禧之旅。 按照我的干脆了斷的工作節(jié)奏，其實我也又到了可以了斷的時候了。今后做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會跟以前不一樣，而且可能還會是很大的不一樣。 那么，我要對我的讀者道別了，還要感謝大家多年來對我的關照。 |
余秋雨說：最近更新日期：2000年0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