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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捐款門”爆三大“文化”路障

　　健康說理文化批評的環(huán)境缺乏，使有良知的批評家只得無奈地保持緘默。即使有一些批評者不忘使命，希望講真話，也還要面對重重文化路障，舉步維艱。這次“捐款門”的爭論，就清晰地暴露出了阻塞文藝批評的三重“文化路障”。

　　第一道路障：“文人相輕”。

　　文人相輕、“紅眼病”、“嫉妒”等，是這次“捐款門”反復(fù)出現(xiàn)的侮辱性詞匯，是潑向所有“非挺余”評論者的當頭冷水。有些留言甚至用潑婦罵街手段，把什么“文革大批判”、“姚文元”之類惡語一股腦用上；至于“倒余專業(yè)戶”、“陰謀說”之類，更比比皆是。這N頂大帽子一扣，很多批評家只能“行人止步”。試想，哪個文人愿意擔上“文人相輕”的罵名、忍受流言蜚語和侮辱誹謗呢？于是，正常的文藝批評退避三舍，個別作家名人的道德越界，變得肆無忌憚狂飆推進，呈不斷泛濫之勢。不敢文人相輕，則只會文人相捧，評論者蛻變?yōu)椤拔幕�捧哏”。正是失去了文化批評的監(jiān)督，貪官李風臣可以成為一級作家，作協(xié)主席可以雇槍手抄襲……這些大眾憤怒的文化丑聞，實際都是在“文化路障”保護下，文學界道德越界的極端表現(xiàn)。最近，王小帥炮轟億元導演被指嫉妒，更說明“文人相輕”之說不是偶然，而已成為阻塞文藝評論的普遍現(xiàn)象。

　　第二道路障：“借名人上位”。

　　由于文學批評缺席，公民社會的文化大眾，自覺承擔起文藝批評的部分使命，對于假惡丑的文學現(xiàn)象敢于說“不”。敢說真話的文藝大眾，越來越成為堅守道德的精神力量。然而，在捐款門的挺余派看來，這些敢說真話的大眾，一律成了網(wǎng)絡(luò)暴民；而大眾的文化批評，則是無知者的話語暴力；幾乎所有批評者，都被余先生的支持者指責為“做人不厚道”。溫柔內(nèi)斂、做人厚道的學者大眾，害怕沾腥染臭、人格受損，自然只能放棄批評。于是，道德越界者又披上了第二件護法神衣，設(shè)置了第二重野蠻路障。更有甚者，在這種怪誕邏輯下，仿佛名人越受批評，就說明他(她)“越有名”；最受批評，就說明他(她)“最有名”。大眾批評被此種邏輯變成明星緋聞之類的娛樂事件，個別明星學者把挨罵轉(zhuǎn)換成了“眼球經(jīng)濟”。

　　第三，誰有批評資格？你是道德家嗎？

　　文藝批評面臨的第三重路障，是質(zhì)疑評論者的批評資格。仿佛只有道德完美的圣人神仙、釋迦如來，才能搞文化批評。這樣一個貌似有理的邏輯悖論，實際是拒絕了所有大眾的道德監(jiān)督，從資質(zhì)上否定了文藝批評的話語權(quán)。

　　在三大“文化路障”的層層阻撓下，文藝批評艱苦倍嘗，在夾縫中求生，每跨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百倍的辛酸。敢說真話的批評家成為稀缺產(chǎn)品，這是比捐款門更令我們深思的問題。在捍衛(wèi)主流文化、弘揚道德良知的核心問題上，主流媒體應(yīng)承擔起弘揚文藝批評的使命；公眾寄予厚望的國家媒體，不應(yīng)對文藝批評保持“沉默權(quán)”。

　　只有清除阻塞批評的三重“文化路障”，給文學批評廣闊的發(fā)表平臺、正常的發(fā)聲渠道，健康的文化氛圍，文學批評才能重新承擔起自己的使命，中國文學才能健康蓬勃地發(fā)展，余秋雨捐款門之類的“審丑連續(xù)劇”，也才能不再向公眾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