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 崔白露

　　中國佛教是一個大家庭，三大語系佛教流傳時間有先后之別，但均為中國佛教組成部分。1998年，時任中國佛教協(xié)會會長趙樸初在紀念佛教創(chuàng)立兩千年大會上說，在當今世界上，三大語系佛教俱全，圓融無礙，團結一體的，只有中國才有，這就是“中國佛教”。

　　中國三大語系佛教從何而來？各自有何特征？為什么能在中國和諧共存、交相輝映？中央民族大學資深教授、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博士生導師班班多杰，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佛教進入中國后與中華文化融合的歷程、理論基礎和實踐發(fā)展。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的起源和發(fā)展過程是怎樣的？

　　班班多杰：中國佛教是流傳、發(fā)展、形成在中國境內(nèi)的各種佛教系統(tǒng)的總稱。按歷史順序劃分，有各個朝代和時期的佛教；按地理區(qū)域劃分，有各個地區(qū)和民族的佛教；按教義語言系統(tǒng)劃分，有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

　　約公元前1世紀，源自古印度的佛教先后傳入中國的古西域(今新疆)及中原地區(qū)。在其流播的過程中，與漢地固有傳統(tǒng)思想，包括儒家、道家、玄學家思想和民俗觀念等，相互接觸、擊撞、融合，不斷改造、變化、發(fā)展，從而化成獨具特質的新學說、新體系，即漢傳佛教。

　　中國漢傳佛教的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階段，佛教由傳入到日趨興盛；二是隋唐階段，是中國漢傳佛教的鼎盛時期，其思想義理體系最為繁榮，主要標志是形成了最具中國特色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宗派；三是宋元明清階段，佛教與中國漢地傳統(tǒng)文化逐漸融合，同時佛教哲學被吸收于宋明理學之中，與儒家倫理道德學說等相會通。漢傳佛教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經(jīng)論律三藏體系，編纂集成了漢文大藏經(jīng)，其中既有譯自印度佛教的經(jīng)、論典籍，又有漢地高僧大德的重要著述。

　　7世紀，佛教由古印度與中國內(nèi)地分別傳入吐蕃社會后，形成藏傳佛教。藏傳佛教歷經(jīng)前弘期(約642年至842年)、分治時期(約842年至978年)、后弘期(約978年至今)三個歷史階段約1300余年。

　　藏傳佛教的顯密譯經(jīng)事業(yè)自傳入之初便已開始，前弘期編訂了著名的“三大目錄”，并編寫翻譯辭書、制定翻譯理論規(guī)則，此后逐步編纂集成了與經(jīng)論律三藏體系相對應的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與《丹珠爾》，其中大多譯自印度佛教的顯密經(jīng)、論典籍，有些主要典籍譯自漢譯佛教經(jīng)論。此外，還包括歷代藏傳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的重要論著。改革開放以來，由國家主持?？背霭媪酥腥A大藏經(jīng)《甘珠爾》《丹珠爾》，目前藏傳佛教各教派歷代高僧大德的文集也正在?？背霭?。

　　南傳佛教現(xiàn)主要分布于中國云南傣族、布朗族等居住的地區(qū)，域外則有南亞、東南亞的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以及一些歐美國家。

　　與云南接壤的緬甸驃國，5世紀就有上座部佛教傳播，該教派約7世紀傳入今傣族聚居地區(qū)。11世紀下半葉，蒲甘王朝重興上座部佛教，再次從今緬甸景棟傳入西雙版納，形成潤派佛教；又有從緬甸傳入德宏州等地，形成擺莊派。1277年，開始有傣文的貝葉經(jīng)出現(xiàn)。除潤、擺莊兩派外，又形成多列、左抵兩派，所用經(jīng)典系巴利語三藏的傣語音譯本，重要部分有傣語翻譯。此外，傣語和布朗語的佛教注疏和著述也不少。

　　中新社記者：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各自有何特征？為什么它們能在漫長歷史中和諧共存、交相輝映？

　　班班多杰：佛教在印度的產(chǎn)生發(fā)展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即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中國的三大語系佛教在理解、接受、詮釋印度佛教經(jīng)典文本原義的過程中，各自吸收了印度佛教不同時期的主要派系的義理修持系統(tǒng)。其中，南傳佛教接受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義理修持體系，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均吸納了大乘佛教與密教的義理修持內(nèi)容。以此為鋪墊，三者均未“照著”印度佛教講印度佛教，而是“接著”印度佛教講中國佛教，最終使世界佛教的傳播發(fā)展中心由印度轉移至中國。

　　漢傳佛教高僧大德接受佛教見修行時的思想前見，是中國儒家、道家、玄學等固有思想，他們在此基礎上接受了外來佛教的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價值觀、方法論，由此形成了體系龐大、思想深邃、境界高遠的漢傳佛教各宗派，其豐富、深化和提升了中國哲學。古代禪宗的產(chǎn)生與近代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出，是佛教義理與儒道思想的深度融合，推進了漢傳佛教的中國化、時代化。此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也。

　　藏傳佛教形成了“先顯后密、顯密結合”的理論修持體系，其在發(fā)展過程中與藏族傳統(tǒng)宗教苯教、漢傳佛教禪宗及道教的關公、文昌、二郎神等神靈信仰，散點聚焦，綜合創(chuàng)新，進一步躍升了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時代化。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是大乘佛教三身理論、藏傳佛教寺院權力繼承、歷屆中央政府支持與管理三者互動的產(chǎn)物，是藏傳佛教自主性、原創(chuàng)性的制度體系、儀軌體系、理論體系的綜合體，體現(xiàn)了藏族諺語“覺悟等齊于佛，行為隨順于人”的精神。

　　南傳佛教傳承的是公元前3世紀即已定型的巴利語三藏。南傳佛教中只尊奉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并視其為導師，不崇拜菩薩、祖師、護法等。云南處于中國與東南亞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匯點，這個地緣關系促成了云南傣族接納、改造南傳上座部佛教，最終形成不失本民族文化色彩而又有別于南傳佛教文化圈內(nèi)佛教的一種“傣族佛教”。傣族亦有深厚的原始宗教信仰，如西雙版納的傣族一直保持祭祀族神的習慣。接受南傳佛教之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始信仰，但南傳上座佛教在部分傣族地區(qū)也深受傣族文化影響。

　　中國的三大語系佛教既相互聯(lián)系，又有各自差異，共同構成了中國佛教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三大語系佛教可謂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同無妨異，異不害同”。此一佛教傳承的歷史脈絡、基本內(nèi)容與主要特點，在其他國家是難以形成的。以儒家為主體，釋道為兩翼，各民族文化為補充的中華文化共同體，為三大語系佛教的同源同行、和合共生提供了思想中介、文化紐帶，是能在中國漫長歷史演進過程中和諧共存、交相輝映的根本原因。

　　中新社記者：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如何理解我國佛教中國化和“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

　　班班多杰：一方面，中國的經(jīng)學詮釋學主張“我注六經(jīng)”，即“疏不駁注，注不駁經(jīng)”，注疏者要準確、客觀地理解和闡釋經(jīng)典原義；另一方面，要求“六經(jīng)注我”，即“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打著“六經(jīng)”旗號，創(chuàng)立自己的新說，解決當下問題。

　　西方現(xiàn)代哲學詮釋學認為，任何一個經(jīng)典文本都具有原創(chuàng)性、真理性、傳承性、開放性、表現(xiàn)性的特征，這便決定了任何一個經(jīng)典文本、經(jīng)典作家的思想與不同時空條件下的讀者、詮釋者互動融合的結果，必然會導致此經(jīng)典文本的本土化、民族化、時代化，這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至。

　　經(jīng)典文本和詮釋文本之間，既有一脈相承的遺傳性，又有與時俱進的變異性，體現(xiàn)照著講與接著講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

　　正如佛經(jīng)所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以及藏族民間所言“解釋者比原作者更善巧”，是中國佛教“契理契機”之謂。其“理”是佛教的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機”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每個人的接受能力，二是指接受者特定的時空條件、深層語境。這便形成了語境轉向與經(jīng)典義理重構的內(nèi)在張力，是我提出的“共殊本體詮釋學”之意涵。(完)

　　受訪者簡介：

　　班班多杰，中央民族大學資深教授、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藏傳佛教思想史資料選編暨藏傳佛教思想史論”首席專家。入選國務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組部等五部委全國第五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北京市首屆“百人理論工程”，北京市教學名師、北京高校育人標兵。著有《宗喀巴評傳》《藏族思想文化的世界》《中觀根本慧論釋·般若燈論》等學術著作10余部，其中《藏傳佛教思想史綱》獲國家民委社科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拈花微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獲教育部第二屆高校優(yōu)秀科研成果三等獎，《禪宗在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傳播和對后弘期的影響》獲第二屆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漢文學術論文一等獎。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權威期刊發(fā)表多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