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作家阿來:為什么文學最重要的還是語言?
中新社成都10月9日電 題:作家阿來:為什么文學最重要的還是語言?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1982年,詩歌《豐收之夜》在《新草地》第2期發(fā)表,這是作家阿來發(fā)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
今年是阿來文學創(chuàng)作第四十年。四十年來,這位從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走出的藏族作家筆耕不輟,在《塵埃落定》回顧土司制度的興衰,《蘑菇圈》反思人類與高原生態(tài)的關系,《云中記》書寫汶川特大地震的創(chuàng)傷與救贖,其作品被大量譯介到西方,并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重量級文學獎項。
西方的寫作經(jīng)驗對中國當代作家?guī)硎裁从绊懀繛槭裁窗碓诒本┐髮W公開表示“那些來自于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的寫作經(jīng)驗,最后都必須以中國的文字來呈現(xiàn)”?近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阿來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日常生活中很難見到甲骨文,為什么當代中國還有那么多人愿意學習、了解甲骨文?
阿來:如果將文明比作大河,那么研究甲骨文就是在追溯中華文明的源頭。人只有創(chuàng)立文字,才能給認識的萬物命名,命名以后進行總結、歸納。我們講認識世界,建立關于這個世界的觀念,建立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都是從這里發(fā)源的。
所以看到大江大河,不光要看到它匯入大海的那一瞬間,應該對更多的源頭感興趣。
中新社記者:西方寫作經(jīng)驗對中國當代作家?guī)硎裁从绊??您為何認為文學最重要還是語言,并在北大公開表示“那些來自于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的寫作經(jīng)驗,最后都必須以中國的文字來呈現(xiàn)”?
阿來:中國有一段時間,尤其是“文革”前后,人們對世界是封閉的,但在這期間世界不光科學技術在發(fā)展,文藝的觀念也在發(fā)展,小說新的表現(xiàn)方式、新的思想也在產(chǎn)生。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把文化的藩籬拆除。我們這一代人通過閱讀世界上的文學作品,接觸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東西,新的思想、新的表達方式或是新的藝術流派。這些作品確實帶來很多啟發(fā),我們是在這種啟發(fā)、這種沖擊下開始寫作。
但后來,我們迅速認識到,所有東西都要“在地化”,因為講的是中國故事、中國經(jīng)驗,背后有中國人的情感,這種東西如果完全用一種翻譯腔來講,恐怕就會存在一定問題。就是我們要表達的事物、認知、情感,跟洋腔洋調(diào)之間有一個不協(xié)調(diào)的問題。
中國經(jīng)驗、中國故事,最終還是要用中文來講。過去我們很多時候注意西方的經(jīng)驗,注意世界的經(jīng)驗,但是怎么把它融入我們這種語言當中來,確實中間有一個復雜的轉(zhuǎn)換過程。所以需要在打開眼界以后,面向世界以后,回歸本源。對作家或者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講都是如此,回歸本源,要立足在中國文字的基礎上。
其實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轉(zhuǎn)化”的經(jīng)驗。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有一個大師翻譯佛經(jīng)的時代。大師將古代印度人用梵語講述的佛經(jīng)最后完全中國化??渴裁??靠在翻譯的過程中,讓它最大程度的契合中國的文字和語言,這中間是要下大功夫的。
從東漢末年開始,一直到唐朝,中國人用了好幾百年時間才完成了這樣一個佛教中國化的過程。而佛教中國化根本核心就是怎么把那種來自外面的思想,來自異域的世界觀,用中國的文字和語言做最恰當?shù)谋磉_。
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怎么用這種語言來吸收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成果,這從科學、政治到文化、藝術都是一個重要課題。文學主要是通過修辭、語言作為最基本工具來進行表達,因此文學家更有責任在這個地方先知先覺,在這個地方率先嘗試。這個時候不應該關起門說“西方那個不重要”,而是“怎么把它中國化更重要”。
中國化的經(jīng)驗從哪里來?中國有自己的一部文學史,從詩經(jīng)、楚辭開始,唐詩宋詞一路下來,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審美經(jīng)驗,來表達中國人的事物、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觀念。這個時候,對本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對其表現(xiàn)力的提升,就成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東西方文學有何異同?中國文學擁有悠久的歷史,但豐富的語言表達主要體現(xiàn)在詩歌和散文里,敘事文學的語言相對比較薄弱。這些差異出現(xiàn)的背后,有什么原因?
阿來:東西方文學最大相同之處就是表現(xiàn)人。文學的核心是人,人的意志,人的情感,過去古典文學就講得很清楚,詩言志,詩言情。詩是和情感發(fā)生關系,因為情感的動蕩而產(chǎn)生,而不僅是主觀的一個觀點。哲學家有觀點、歷史學家有觀點,但他們更多是基于理性的表達,但文學是從抒情開始,從情感的動蕩開始的。
西方的敘事文學比較發(fā)達,但相對而言,他們的詩歌就不如中國。而中國語言表達的豐富主要在詩歌和散文里有所體現(xiàn),所以不少中國小說家讀外國文學比較多。
我們身處全球化的時代,如果經(jīng)濟全球化是后來才開始的,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其實從五四運動就已開始。他們有什么長處我們就學他們,所以讀外國小說多一點。同樣,近代以來,也有很多外國詩人向中國學習詩歌,尤其是唐以來的詩歌。因為文化正是這樣一個互相借鑒、交流,然后豐富的過程。
中新社記者:您的《塵埃落定》《蘑菇圈》《云中記》等作品都被翻譯成了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您在東西方的讀者群體有什么相同點,他們對文學作品關注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
阿來:詩言情,這個詩并不單指詩歌,從某種程度來說泛指一切文藝類作品。文學作品是靠情感打動人。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看《簡·愛》,小說也好電影也好,一開始英國人住的房子和我們不一樣,穿的衣服和中國古典服飾也不一樣,我們會看到一些文化差異,但這些都不重要,最后使你陷入這個作品中,把你深深吸引的,其實就是他們的愛情。這一點東西方是一樣的,愛情的起起落落才是最后真正把人抓住的東西。
所以東西方讀者對文學的關注還是以情感為第一,當然這并不是說作品里交代的另外一些文化場景和元素不重要。如果說進入文學史的古今中外的經(jīng)典作品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對人情感的豐富,對人健全思想的構建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阿來,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壩藏區(qū)的馬爾康縣,畢業(yè)于馬爾康師范學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雜志主編、總編和社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少數(shù)民族文學委員會主任。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機村史詩》(六部曲)《格薩爾王》《瞻對》《云中記》,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長篇散文《大地的階梯》《草木的理想國》等。 2000年,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9年,《機村史詩》六部曲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2018年,《蘑菇圈》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2019年《云中記》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優(yōu)秀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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