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日電 題：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為何是連續(xù)性居首？

　　——專訪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李國強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編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東西問”專欄特別推出“五性”系列策劃，邀請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深入解讀闡釋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該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請垂注。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6月2日的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首次概括性提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為何是連續(xù)性居于首位？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李國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中華文明起源時間雖不是最早的，卻是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的文明，上下五千年，最顯著的特性即為連續(xù)性。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豐富，是中華文明的鮮明品格，既是中華文明保持連續(xù)性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走出自身道路的關鍵所在。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為何是連續(xù)性居于首位？

　　李國強：在世界歷史上，很多優(yōu)秀的文明形態(tài)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中斷或消失了。中華文明起源時間雖不是最早的，卻是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的文明，上下五千年，最顯著的特性即為連續(xù)性。

　　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相互浸潤，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形態(tài)和內涵，形成了許多優(yōu)秀的文化元素，也誕生了一批杰出的歷史人物，進而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情況和特點的發(fā)展道路。

　　中國歷史發(fā)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經歷過很多動蕩時期，但即使在政治分裂分離的時期，中華文明之根從未斷絕，中華文明之脈從未斷裂，中華文明之本從未斷層，聚合成為中華民族強大的基因譜系而源遠流長。中華民族獨立自主、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氣節(jié)，也是在連續(xù)不斷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步塑造、凝聚出來的。

　　中新社記者：從春秋戰(zhàn)國“禮壞樂崩”到清末民初“軍閥混戰(zhàn)”，中華文明何以歷經亂世而從未斷絕？

　　李國強：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fā)展過程，既是持續(xù)豐富的過程，也是不斷揚棄的過程，同時代的發(fā)展相伴始終。所謂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有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歷史發(fā)展，產生什么樣的文化形態(tài)，構成文明的核心元素。中華文明的傳承發(fā)展與自然環(huán)境、社會制度等很多要素密不可分，最后凝聚成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道德準則、價值理念，積淀出中華民族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獨樹一幟。

　　縱觀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內聚型的地理環(huán)境、廣闊的疆域和眾多的人口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不斷傳承的基礎性條件。再者，漢字與其他文明創(chuàng)造的文字不同，從甲骨文到篆書再到楷書，基本特征是連貫的，這就使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文化的附加功能、高度的組詞功能、形音義一體功能等，進而成為中華文明持久傳承的堅固載體。同時，中國自古以來就特別重視以文化人，豐富的、多層次的教化體系，為文化的傳承提供了持續(xù)穩(wěn)定的保障機制。

　　中國還有獨特的史學傳統(tǒng)，鑄就了賡續(xù)延綿的歷史文化。在此傳承機理導引下，中華民族沿著適合自身特點的道路不斷前行，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豐富，是中華文明的鮮明品格，這既是中華文明保持連續(xù)性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走出自身道路的關鍵所在。

　　中新社記者：您曾撰文指出，中華文明正是在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融合會通中，創(chuàng)造了延綿五千多年從未中斷的輝煌奇跡。這對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有何影響？

　　李國強：先看世界其他文明。例如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長期保持各自文明形成初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特性，在三千多年發(fā)展過程中都沒有太大變化，最終在保守和僵化中走向沒落。它們對其他文明更多地表現(xiàn)出排斥性，導致自身喪失了從主動吸收外來文明中復興的機會。

　　反觀中華文明，一方面，對其他文明非常包容，在互鑒中取長補短，在兼收并蓄中豐富自身內涵，從而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活力。中華文明的肌體先后融入了中亞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等，同域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動態(tài)過程貫穿了中國數(shù)千年的歷史發(fā)展。中華文明始終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的和合文化，善待外來文化，汲取有益成分，尊重彼此差異，講求和諧共生。

　　另一方面，在與不同文明的對話中，中華文明從根本上堅守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既從外來文明中汲取豐富營養(yǎng)，又從未丟掉本色，塑造出了中華民族鮮明的特色、特質和氣度，標識出“何以中國”，中華文明才得以歷久彌新。

　　中新社記者：對人類文明而言，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又意味著什么？

　　李國強：在人類文明進步發(fā)展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塑造著一種與全人類價值相一致的理念和思想。不僅在思想、文化、精神領域，中國在物質領域也為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產品。

　　為何說中華文明既是古老的，又代表人類前進的方向？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基因譜系，是中華民族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作為人類共同的美好愿景和精神參照，“和合文化”的核心理念鑄就了中華文明持久而強大的生命力，涵養(yǎng)著中國歷史發(fā)展持久綿長的文脈，導引著中華民族始終行進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彰顯出人類應有的道德取向、價值追求和前進方向，為世界文明進步事業(yè)提供了精神指引。

　　有一種現(xiàn)象：在敦煌、在泉州都能看到，佛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等在那里和平共處、和諧相待、各自發(fā)展，共同呈現(xiàn)出文明匯聚的盛大圖景。

　　再如，張騫出使西域，帶去中原和西域各民族友好交往；甘英出使大秦，帶來東西方文明相互貫通；特別是鄭和七下西洋，揚帆九萬里，足跡遍及印度洋、阿拉伯紅海、非洲東海岸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最為難得的是，鄭和傳播出去的是中華民族尚和合的思想和理念，同麥哲倫、哥倫布等西方“新大陸的發(fā)現(xiàn)者”不同，他沒有占領國外一寸土地。

　　究其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歷來以和而不同為信條，以協(xié)和萬邦為追求，以天下大同為志向，凝練出以和為貴、萬方融合的品格。追求和平、和諧、和睦的世界，不正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嗎？

　　中新社記者：西方有人將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看成彼此割裂的“兩個中國”——歷史中國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和藝術，但卻塵封在博物館里；當代中國則因為制度、觀念、意識形態(tài)等與西方不同而被視作“異類”。您認為應如何向世界尤其是西方社會闡釋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

　　李國強：我們常說，無論走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歷史是現(xiàn)實的根源，當代中國也好，當代世界也罷，都是歷史中國、歷史世界的延續(xù)和升華。人們看到的現(xiàn)在都是從過去走來的，這應是人類對社會的一個基本認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xù)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xiàn)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對于西方人士，無論持何種觀念，想要了解中華文明，就應站在一個更客觀、更完整、更連續(xù)的角度來認識古代中國以及有著深厚歷史底蘊和文化基礎的當代中國。

　　歷史中國對人類文明作出的重要貢獻不勝枚舉。例如，19世紀西方的文官制度，就受到中國古代科舉制的深刻影響，彼時西方許多人士對中華文化仍高度贊賞，直到鴉片戰(zhàn)爭改變了他們的觀念，認為西方文明就是引領世界發(fā)展的、最先進的文明，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是保守、落后、愚昧的，因此就應該被“改造”甚至挨打。實際上，“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逐漸改變了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基本立場和觀念，影響延續(xù)至今。

　　反觀自身，從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角度來看，的確還存在需要加強和改進之處。對于歷史研究者而言，則需要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闡釋。只有把中華文明的由來、內涵、特質、氣度闡釋清楚，才能更好地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歪曲或質疑，才能在國際社會開展有思想深度的交流對話，以更多元的方式提高對外傳播的時度效，真正讓海外民眾理解中華文明不是僅存于博物館、書本里，也不僅僅只有“舌尖上的中國”，從而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從歷史中國深處，更加準確地感知當代中國，更加真切感受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完)

　　受訪者簡介：

　　李國強，現(xiàn)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是人社部“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和“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人選，獲得中組部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稱號，榮獲國家海洋局等部委頒發(fā)的“2010年度十大海洋人物”稱號。

　　主要學術方向是中國海疆問題（南海、釣魚島）、“一帶一路”研究。主持和參與完成各類課題60余項，出版3部專著，先后在《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發(fā)表學術論文80多篇。